经济观察报 记者 康怡 

如果说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受益于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和重化工业化红利，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哪些重要变化？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内在要求是，要从以前的外延追赶增长转向内生平衡增长。这意味着过去的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都应逐步调整，譬如说金融抑制、利率管制、货币扩张、财政支出的结构性扭曲、行政垄断、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以及对国有部门的有关政策等等，都需要进行全面清理。这需要我们在未来十年有一个一揽子改革方案。是否能推出并执行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决定着增长路径变革的成败。

此外，现代政府制度建立也将成为未来十年改革的关键环节，张文魁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各个领域改革都应该围绕同一个核心问题：重新校正、调节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从外延追赶增长转向内生平衡增长

经济观察报：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哪些重要变化？需要在国家政策做出什么样的调整？

张文魁：这一两年，学术界谈论得比较多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今年以来的经济增速的短期下滑使学者们更加关注这是否意味着中期潜在增速的降低。

应该说，对经济增速的准确预测非常困难，十年前，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中国经济在往后几年里能连续多年保持百分之十几的增速，那时多数人是比较悲观的，包括那些著名的机构和著名的经济学家。因此，不应该单从经济增速的角度来剖析未来十年的变化，尽管发展经济学所考察的一些基本因素显示潜在增长率的确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约。

我认为，更应该从基本的结构性问题和增长动力这方面来考察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重大变化。概括而言，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内在要求是，要从以前的外延追赶增长转向内生平衡增长。

过去30多年，甚至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奇迹是一种典型的追赶式增长，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并充分利用了先发国家的技术和市场，当然权威政治也能够较好地防止经济起飞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社会动荡，使整个社会都专注于经济发展，这种情况其实并不为中国所独有，东亚国家在起飞时期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情况。

但是许多国家为什么在起飞之后不能持续地飞行？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连工业化都不能完成？尽管背后有复杂的原因，但是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起飞时期只需要通过外延的方式和复制的方法去建立一些工业企业和发展一些工业行业就可以了，关键在于资本积累和要素动员，无论政府手段还是市场手段都比较容易做到这些。

当一个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建成之后，资本积累对增长的推动作用就明显下降，这个时候需要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发挥作用，使产业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向价值链较高的位置攀升，这就是所谓的从catch-up过渡到add-up，否则增长动力就会迅速弱化，甚至齐全的工业体系并没有建成，由于外延追赶增长过程中积累了太多的结构失衡和政商连接，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摧毁性的作用，导致工业化进程中断。

因此，后发优势到了一定时期就会变成后发劣势，很多外延追赶式增长的国家都是这样，甚至一些通过追赶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在很长时期里都不能缩小同前沿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或者差距有所拉大，这就是增长理论当中所说的“非收敛陷阱”。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过去十年的高增长，尽管工业化还未完结，但从外延的角度来看，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建成，多数行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工业国的代际差距已经不太明显，这显示外延追赶的空间已经显著缩小。同时人口红利的快速消耗和资本形成率的高企，预示着要素动员和资本积累可以挖掘的空间的收缩，以及资本边际报酬的下降。这样看来，我们需要开辟新的增长路径。

新的增长路径需要从过去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更多地转向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从而内生地克服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障碍，使增长得以持续。同时，由于过去那种失衡，如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失衡、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失衡、收入分配的失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等等，要么已经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严重桎梏，要么已经成为全球再平衡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纠正，这种纠正不但有利于经济增长，也有利于社会发展。因此，中国的增长路径从过去的外延追赶增长转向内生平衡增长，将是未来十年最重要的议题。

增长路径的变化，需要政策的改变。以资本积累和要素动员为导向的政策将不能适应新增长路径的要求，这意味着过去需要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都应逐步调整，譬如说金融抑制、利率管制、货币扩张、财政支出的结构性扭曲、行政垄断、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以及对国有部门的有关政策等等，都需要进行全面清理。这需要我们在未来十年有一个一揽子改革方案。是否能推出并执行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决定着增长路径变革的成败。

力推国企民营化

经济观察报：你一直是国有部门民营化改革的倡导者，过去几年，国企改革阻力之大我们都能深切地体会到。你也说过，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叫做“反应式的改革”，现在应该推进的改革叫做“力行的改革”，希望主动去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推进改革。后者主动，前者被动。为什么需要启动这种力行的改革？

张文魁：客观地讲，在外延追赶增长时期，国企在资本积累和要素动员方面的确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在较早阶段所能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国企的效率问题始终无法克服，不但运营效率会出现严重的“X非效率”，配置效率也很差。国企同政权的特别关系会导致市场的扭曲和竞争的不公，进而可能妨害法治的形成。

国有部门在外延追赶增长时期形成的发展模式，是典型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对于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是不利的。可以说，没有国企的民营化，就不可能会增长路径的转换，就不可能会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享用上世纪90年代留下的改革红利，那时对国有部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国有经济比重大为降低，这不但刺激了私营部门的快速发展，也显著地提高了国有部门自身的适应能力。但是上一轮改革红利已经差不多耗尽，国有部门过去几年不但对私营部门形成了挤压，而且其自身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如果我们任由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几年之后，不但国有部门对整个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严重阻碍会不断显现，国有部门自己也将陷入不可自拔的周期律，再次陷入严重的困难之中，届时需要国家提供的重组资金将比上世纪90年代那轮改革所耗费的资金多得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国家应该主动对国有部门推动新一轮民营化改革，这项改革越早越好。

经济观察报：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这几年也伴随着国有经济的壮大不断改变，国有企业到底要不要改的争论也不时出现，不少人认为过去十年国有企业发展得很好，为什么要民营化呢？

张文魁：的确，现在有些机构或者学者的判断就是，国有企业效益搞得好，为什么要改呢？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改革的必要性不大，至少改革的紧迫性不强。

但我通过大量研究分析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国有企业与十年前相比的确更好，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世纪末的改革红利和本世纪前几年的重化工业景气带来的；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总体而言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大。

如果你是一个所有者，你是用销售利润率等经营指标来衡量企业效益还是采用ROE（净资产回报率）指标来衡量效益？当然是后者，因为你关心的是所有者回报而不是经营者的分析工具。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报的数据来算，如果以税前的实现利润来计算，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明显地低于私营企业，也低于外资企业。2003年的时候国企和私企的这个指标还差不多，私企13%，国企12%，2007年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略微高于15%；民营企业已经是23%了。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民企回报率稍微有点下跌，但这两条线差距越来越大，国企越来越落后于民企了。

从更广泛和更一般的角度，也可以采用TFP（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衡量效率。几乎所有经得起推敲、具有引用价值的研究都显示，国有企业TFP的全要素生产率远远低于私营企业，过去30年国有企业TFP年均增长大概1.5%，而私营企业是4.5%。

尽管过去十年是国有企业盈利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实际上盈利集中在少数具有所谓“市场力量”的企业，11.5万家国有企业目前的亏损数达到1/4以上，《国有资产统计年鉴》2008年之前的数据显示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40%以上，这里面有统计口径不一样的原因，但是现在统计口径调了之后也是25%以上。而民营企业的亏损10%多一点，10%的亏损率在市场经济当中是正常的。

当然，有些学者也会强调国企效率较低是因为国企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我个人承认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个因素并不足以推翻上述判断。

经济观察报：体量如此庞大的国有企业到底该怎么改？

张文魁：产权改革是核心。过去30多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产权改革是必由之路。但是要搞稳妥的改革，不能是激进的大爆炸式改革。中小型国有企业可以整体出售，而大型和特大型国企应实行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大力改革公司治理。总体而言，应该是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

也有少数国企可能暂时不太适宜推行全局性的产权改革。这包括三类企业。第一类是自然垄断，包括电网、基础电信和一些公用事业（自来水、燃气等）；第二种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如航空航天；第三类是承担普遍性服务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如邮政和市政等。对于这些企业，应该加强政府监管，并改进公司治理，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这三种之外的都应该产权改革。当然随着时代发展，上述三类企业也可以进行分拆和引入竞争，甚至在某些环节进行产权改革。

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会完全民营化，可能会保持一种混合所有制状态。这也是可以的。关键要加快国有股的证券化，提高国有股的流动性，从而改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民企的逐利动力更强，合规意识乃至守法意识更弱，社会责任和社会诚信比较缺乏，再加上一些官员腐败，民众对许多民企颇有些怨言。也就是说，学者可能看重效率，而民众可能更看重效率之外的东西。因此上述领域的国有企业在一定时期保留还是有必要的，哪怕牺牲一些效率。同时，民企必须要加快提高合规意识和守法意识，增强社会诚信和社会责任。

建立现代政府制度

经济观察报：你提出，建立现代政府制度是未来十年改革的关键环节，未来十年中国各个领域改革都应该围绕同一个核心问题：重新校正、调节政府与企业以及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为什么提出建立现代政府制度？什么是现代政府制度？

张文魁：回顾一下过去30多年的改革历史，当然可以发现改革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但是一到深层次的改革就回避，浅层次的问题也不能得到根本解决。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到底怎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次是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但是20年过去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建立得怎么样了？不能不承认今天的现实与当时的设想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产权制度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倒退。归根结底，都是受制于政府改革的滞后。现在是到了考虑建立现代政府制度的时候了。

现代政府制度，首先应该是公权经由民授。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公权扩张太快、公权缺乏约束是我国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但是也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由于革命年代的远去使得公权的来源愈来愈模糊，公权对于其合法性的某种担忧会便通过公权行使的失范表现出来，从而出现公权的软弱、摇摆、容易妥协、迎合一些特定群体、走向激进和极端等情况，这对秩序的建立没有任何好处。

因此，公权经由民授在未来显得十分关键。所谓“经由”，是指要经过一些能得到民众认可和保证民众参与、有时间阶段约束且能重复进行的程序，而不仅仅是重复革命叙事和意识形态叙述。当然，这种“经由”在当下并不必然是西方标准式的民主普选。但重要的是，一个公权经由民授、对合法性保持信心的政府，不但能够成为一个有限政府，也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和有理性的政府。

其次，越权能受纠处。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公共事务不断膨胀，公共领域与非公共领域的界线有时会变得模糊或者变得有争议，政府越权的情况越来越容易出现。因此，越权的纠处机制在现代政府制度当中应该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如果没有越权纠处机制，政府必将逐步变成一个巨型怪兽，公民的财产权力、人身权利就会受到随意践踏，经济交易和社会自由就会受到严重伤害，很难想象在这种状况下经济会持续增长、社会能走向繁荣。当下中国，一些地方部门的越权已经到了为所欲为、触目惊心的地步，一些政府部门可以自己给自己设定审批权力和控制资源的权力，竟然可以将阳光、风都划定为自己部门的控制和审批范围，而更可怕的是这种越权行为得不到纠处。未来应该建立一整套越权纠处机制，包括司法审查制度、立法部门审查制度、申诉和诉讼制度，等等，使公民和各种团体都能够有畅通的渠道参与进来，从而及时和有力地纠处政府的越权行为。

第三，运作透明廉洁。一个现代政府，运作必须透明。透明不是指所有的东西都公开，但是除了法律严格规定的真正涉及到国家机密的事项之外，其他都应该公开。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律和一系列配置措施。

第四，问责清晰明确。政府本质上是执行部门，现代政府的执行能力应该可以问责。问责有助于增强政府的执行能力，而有执行力的政府和政府主导是两码事。恰恰是非现代政府，而不是现代政府，更容易缺乏执行力、没有责任感。问责需要明确的功能界定和合理的权责划分，需要清晰透明的工作流程和工作规章，并应该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经济观察报：重新校正、调节政府与企业以及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可以从哪些领域入手？

张文魁：上述关系的重新校调，可以从裁撤和重组政府机构及最大限度地取消政府审批、重启国有部门民营化改革、大力推进要素配置的自由化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推行政府对各个领域的去管制化、给公民自治组织提供更大空间等方面着手，随后可以推动司法和政治等领域的改革。

重新校调关系，就是要在中国形成“一臂之距”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平权化的公民社会，而这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制度基础。

经济观察报：最大的障碍或者阻力可能会来自于哪些方面？

张文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思想认识问题，这需要意识形态的创新。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多意识形态创新，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三个代表理论等等，都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未来需要更大重大的意识形态创新，从而形成更具包容性和时代性的意识形态。

其次是利益集团问题，这需要勇气也需要一些配置政策来处理。

再次是改革氛围问题，这需要改革旗帜的感召和改革气势的凝聚，尽管目前可能存在所谓的改革疲劳症，但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抑或是普通老百姓，内心并不厌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