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香港新特首与重庆模式

朱锡庆：狂人的悲剧

社会是无数个体组成的，个体之间存在大量的选择冲突，冲突靠规则来协调。我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十字路口车辆争先恐后，结果路口被彻底堵死，谁也无法通过。这种结局，就是博弈论所讲的囚徒困境，所谓群体的非理性。避免这种死局，保持路口通畅，得益于一套规则的协调。但是你要知道这样一套规则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化，靠很多人一点一滴的知识积累而成。换一个角度讲，所谓群体非理性，其本质是无知。 且回顾红绿灯的由来。19世纪初叶，伦敦议会大厦前经常发生马车轧人的恶性事故。机械师德·哈特从女性的着装得到启发，发明了交通信号灯。在英国中部的约克郡，红、绿装分别代表女性的不同身份：红装表示已婚，绿装未婚。哈特在1868年设计并制造了史上第一支红绿灯，灯柱高7米，身上挂着一盏红、绿两色的挂灯（煤气信号灯）。在灯脚，一名手持长杆的警察牵动皮带，转换灯的颜色，告诉车辆和行人，红灯停，绿灯行。23天之后，煤气信号灯突然爆炸，执勤警察送命，信号灯被取缔。 到1914年，解决了信号灯的安全问题，用电气信号灯取代煤气信号灯，红绿灯在美国的克里夫兰又出现了。稍后，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相继使用。在此之前，都是红、绿二色灯，第一盏三色灯（红、绿、黄）1918年安装在纽约五号街的一座高塔上。 黄色信号灯的发明者，是受雇于通用电气的华人，名字叫胡汝鼎。一天，他站在十字路口等绿灯放行的信号，就在由红转绿的一刹那，一辆转弯的汽车呼啸而过，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受此启发，回到宿舍，他反复琢磨，想到要在红绿灯中间再加上一个黄色信号灯作为缓冲。他的建议被采纳，三色灯产生。从这里可以看出，就是这样一个信号系统及相应的道路规则，乃是漫长岁月，多人点滴知识积累的结果。人类正是依赖这样一些长期演化而来的规则，来协调个体的选择冲突，逐渐减少了互相残杀，走出野蛮。 何谓狂人？就是那些对经过长期演化、聚集了众人点滴知识的规则加以蔑视并摧毁的人。哈耶克所谓“致命的自负”，指的就是这样的人。无一例外，这类狂人在史上制造灾难和悲剧。法国大革命，罗伯斯庇尔以“法兰西要生，路易十六必须死”这样的理由，把发明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第一个送上了断头台。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别人以同样的理由把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些昨天还在批判他人的人，第二天就被别人抓去受同样的批斗。当这些经长期演化而成、保护众人生命和财富的规则，被一夕之间摧毁，其实每个人都处在一种不知何时就会大难临头的危局之中。对整套规则加以摧毁的那些所谓“革命”，其实是一种向野蛮回归的闹剧。 令人深思的是，狂人何以有那么大一种能量，可以把长期演化而成的一整套规则在一夕之间加以摧毁？这些狂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手段可能不同，方法可能不一样，但在一段时间内他们都积累了很高的民望和威信，以致可以一呼百应，呼风唤雨。是的，愚民是狂人产生的土壤，而愚民成群结队地产生则是一种特有的信息传播现象，这些现象我在《知识笔记》那本书中讲了又讲，这里不想再讲了。一出闹剧在某地落幕，但是若那一股躁动的思潮不退，又会在另一地上演。走笔至此，脑中冒出的，是曾经写的一首诗： 历史，就像盲人走过那古巷， 听竹杖轻点地面的回响， 寻找着方向。 阅读历史， 在无知的缝隙，我看见邪恶在生长。

梁小民：只有货币最重要

通胀只是一种现象，背后是”增长率拜物教”，是对高GDP增长的追求。能把这种愿望变为现实的则是政府的无限权力，政府可以完全主导经济。说到根本上，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样一层一层分拆下去，中国经济问题的病根就找到了。 主流媒体对我国通胀的解释是”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和”结构性通胀”。但周其仁教授在《货币的教训》一书中告诉我们：”输入型通胀”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成本推动型通胀”也不那么经得起推敲，而”结构性通胀”则是一个”滑稽的类别”，类似于牙坏了就称之为”结构性牙痛”。那么，通胀的原因是什么呢？周其仁说：”通胀并不复杂，无非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比生产增加得更快。” 用货币来解读宏观经济，这种方法当然不是独创，而是经济学的传统。在芝加哥大学，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课程，只讲”货币”与”价格”理论。宏观经济的核心是”货币”，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这就抓住了经济学的实质。《货币的教训》正是用货币来解释中国经济现存的各种问题，也就是我们所关注的”热点”。从国内到国际，包罗万象，但万变不离货币，正是这本书的特色。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把通胀归因为货币过量发行，他的名言是，”无论何时何地，通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周其仁正是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国面临的严重通胀。他指出，在2009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加27.7%，同期名义GDP才增加8.7%”。货币量超过经济生产量如此之多，岂有不通胀之道理？ 那么，这么多货币是从哪里来的?谁都知道，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是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但1994年通过、1995年开始实施的《人民银行法》已经规定了央行不能以发行货币来支持政府财政支出。虽然央行滥发货币的做法已经得到限制，但在靠财政投资来刺激经济的政策下，”政府投资可以杠杆出更多的商业银行贷款，由此也就创造出更多的货币”。所谓”杠杆”就是商业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把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许多倍，创造出更多的广义货币M2，换言之，即使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权力受到了限制，政府和国企的投资仍可以创造出更多货币。所以，货币的过量增加，根源在于政府追求高增长率而增加投资。这些投资有些是生产性的，如政府”铁公基”的投资，尽管经济效益不一定划算，但有些是非生产性的，如广州亚运会总投资就达2577亿元。无论哪一种投资，都是增加了货币，引发通胀。说到底政府追求高增长，才是通胀的根源。不消除”增长率拜物教”，通胀就无法制止。 货币的另一个来源是逼出来的，这就是央行用基础货币去购买企业外汇。我们的外汇储备已达3万亿美元，算算这需要多少人民币基础货币?外汇储备的来源是出口顺差，即出口多、进口少。而出口有巨大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低估的原因还是为了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说到底这是重商主义的思路。汇率由市场上本币与外币的供求关系决定，改革前我们高估人民币值与现在的低估人民币值本质上都是为国内经济而控制汇率，属于希望汇率固定的思路。周其仁指出，固定汇率是守不住的，硬要守，就要用大量基础货币购买外汇，这样GDP增加了，但通胀也来了。 通胀只是一种现象，背后是”增长率拜物教”，是对高GDP增长的追求。能把这种愿望变为现实的则是政府的无限权力，政府可以完全主导经济。说到根本上，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样一层一层分拆下去，中国经济问题的病根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