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吴英案是误判

| 2012/04/08 | 无评论

“吴英的案子,我觉得是一个误判。首先是一个民事案子,而不应该作为刑事案子来处理。” 

大概是1963年,孙大午是八九岁的年纪—有些记忆已经模糊了,但是另外一些记忆却仿佛镌刻在血液里一样难以忘怀—那年河北发大水,孙大午的故乡郎五庄下了七天七夜的雨,人们用土把所有的村口堵起来防水,很多人逃走了,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后来村庄周围变成了河,一些房屋像是浮在水面上的小船。暴雨声响模糊了整个世界,天空黑乎乎地压下来,四周昏黄黯淡,分不清白天黑夜。

“宛如末日,”孙大午说,“当人们处在低洼地带的时候,当人们处在阴暗角落里的时候,很容易滋生出一种渺小自卑的心理。”

40年后的2003年,恐惧的感觉再次来临。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孙大午在监狱中被关押了158天。

第一次预审的时候,孙大午对着预审人员说:“你们好大胆,竟敢抓我?审我?”

儿子孙萌劝他认罪的时候,他十分生气地说:“快刀不杀无罪之人。”

听说两个弟弟在押,妻子被追捕,家中还有两个老人在等待的时候,他说:“我伏法,但是不认罪。”

158天的监牢生活也许没办法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但是已经足够让人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展开思索了。

进监狱之前,孙大午自认为是社会底层的人,后来他说:“底层毕竟也是人间。”

审判后他被关在“小号”。“小号”是只有6平方米大小的小屋,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只需要三步。里面除了床、脸盆和一个便桶外再无一物。外面24小时有警察轮岗,但是他们被要求不许和孙大午说一句话,也不允许给他纸、笔和书。监牢的房顶上悬着一盏长明灯,永远亮着,永远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时间漫长得像死了一样。

“在小号里关久了,人是会发疯的!”

出狱后孙大午解读叶挺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

“如果真的有一个狗洞,爬出去就可以获得自由,我会不会爬呢?”他对诗中的情怀感到困惑,他对朋友说,“如果有一个狗洞,我觉得我一定会爬,从狗洞子里爬出去我还做人,在监狱里,生存的价值太低了,低到不如一条自由的狗。”

吴英的官司一出,很多人来找孙大午询问他2003年的那场事故。孙大午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特意用“慢”语调,而不再是当年大家印象里那种激烈的方式来回答问题。

他常常靠在办公室沙发上的按摩器上,用一件外套搭在身上,半眯着眼睛谈话。

“我现在说话慢了。”

“吴英的案子,我觉得是一个误判。首先是一个民事案子,而不应该作为刑事案子来处理。”

“分清楚多少是高利贷,多少是正常借贷关系。高利贷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是正常借贷人的权益还是要保护的。”

“作为民事案件来处理,第一,债务人的权益能得到保护;第二,国家保证了债权人的权益后罚款也能获得收入;第三,对吴英的企业也是比较小的伤害。”

他一条一条地分析和判断,丝毫不激动,也不愤怒。这种状态和很多报道里描写的那个口无遮拦的“对抗者”形象相去甚远。

乌龙官司

北方的初春和冬季,实在很难找出明显的界限,尤其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虚张声势的太阳会让人觉得晃眼睛。已经进入农历二月很久,连接徐水县城和大午集团的柏油路两边,向远处铺开延伸的麦田还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灰绿,完全找不到一丁点春天应该有的水濛濛的鲜嫩。

上午10点钟,孙大午出现在这条路上,他一手牵着4岁的孙子,一手拿着一个画有“愤怒的小鸟”图案的风筝。

阳光异常耀眼,他用手试了试风,很轻易地把风筝放飞起来了。4岁的孙子咿咿呀呀地跳起来,孙大午用手搭凉棚望天,湛蓝湛蓝的天像假的一样,一丝云彩都没有。一个收废品的老汉骑着三轮车慢悠悠地经过他,把车子一刹,人骑在车座,两人就势聊了起来。

“自行车多少钱收的?”

“二十。”

“那还不错,有人要吗?”

“咳……”

差不多同一时间,一个汽车品牌借大午温泉度假山庄开启了发布会,锣鼓声、鞭炮声和喝彩声顺着风传了很远。而大午城内的11个大午集团子公司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秘书处年前刚刚来的小姑娘掰着手指头数了半天,也没有数清楚11个子公司分别是什么。这个最初由养殖场发展起来的农村企业,现在已经构成了有养殖、育种、饲料、食品加工、温泉度假和酒业公司在内的一条相对完整的生产链,还有作为“大午城”生活保障的大午中学和医院。这个占地3000亩,年产值10亿元的农村企业现在支撑着包括跟随员工生活在大午城的家属、大午中学学生在内的8000人的生活。

但这些喧闹似乎和孙大午完全没有关系。从2003年到2012年,转眼10年即将过去。孙大午出狱后用了一年时间来恢复自己和他创造的大午集团的元气。然后他宣布私企立宪,退出企业管理一线,成为企业监事长。

时间过去得越久,回顾2003年孙大午的那场事故,就越像是一场闹剧。

从上世纪80年代孙大午和他妻子做生意开始,有一些员工慢慢发现把工资支走了放到家里也并没有更安全,暂时放到公司的账上随时能领用,比跑上几十公里到徐水县城方便。

“最开始农民上班,每个月领工资还是很开心的,发了工资就领走。后来他们发现领走了放到家里不安全,到银行存取钱,银行上下班时间有要求,节假日也有休息。对农民来说,大午集团离得更近,要用的时候找财务支取就行。”孙大午说,大午集团最开始的“集资”是被动的。

没有人能回忆起来谁是第一个把工资放在账上的人。包括孙大午自己,多年以来,自己的工资和妻子的工资暂时放在账上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到上世纪90年代,饲料加工厂规模变大,开始有了“粮食银行”。农民把粮食送到孙大午这里,如果过一阵子再来收钱,可以比收购价高一点。农民很乐意这么做,因为粮食放在自己家里除了生虫子、发霉以外没什么好处,现在有人帮自己储存着,还能坐等着涨价,这不是挺好?

这种做法对孙大午和他的饲料厂也有利。拿到了粮食就能生产,不用立刻付款,资金周转就灵活了。对大午集团这种从银行贷不到钱的企业来说,这些资金变成了扩大企业规模的本金。

后来这种“灵活”的资金方式延伸到了工人工资上。反正大家也不想把钱领走,放在公司的账上,不如给大家一些利息,公司拿这些钱还能充裕资金量。于是,大午集团从“粮食银行”变成了大家的小银行。为了保障自己的做法是合法的,1996年,孙大午专门找了律师设计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借条。

但还是出事了。孙大午说那场事故是一场官司的后续,他说的官司是1997年他和国税局那场138万元的税务官司。1997年,税务局来查账,账没有查完人就离开了。人离开后没多久发来一张缴税138万元的通知单,孙大午于是打了那场最后降到了17万元还是不认账的官司。

那场官司带来的后果是不久之后,大午集团就发生了挤兑事件。

连孙大午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挤兑事件是发生在1997年还是1998年了。但是他能想起来当时电视上放着新闻或者电视剧,下面总有单独一行字幕写着“大午集团是非法的,大午集团非法集资”这样的小新闻,也记得广播里和报纸上登了同样的信息。

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坐在现在集团办公室的小楼下面,和围着大午集团要钱的农民讲道理:“你们别着急,我孙大午不会欠你们一分钱,你们的钱我都会给。”像电视剧里的桥段一样,前边稳若泰山,而身后则暗战激烈,孙大午和大午集团做着紧急的“调钱”工作,那几天里,大午集团靠从亲戚朋友手里借钱和说服来买饲料的商户“先预付一部分钱”筹集了几百万元。

难关很快渡过了。一周之内,来取钱的人都拿到了钱—没过多久,他们又把钱存回了大午集团。

故事并没有结束,到2003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个罪名直接把他送进了监狱。但是孙大午后来想了想说,多亏了1997年或者1998年的预演,让他对后期的事情发展多少有了点心理准备。

那些在大午集团存钱的人经过这次乌龙事件后,开始对“大午集团”产生了信任—这一信任延续至今。到2003年,当孙大午被带莫名其妙地带走、大午集团被暂时接管后,公司没有出现更恶劣的挤兑事件。而等孙大午出狱后,他发现大午集团当时旗下的17个厂都生存下来了,并且没有一个中层干部离开。

他们不需要银行

从徐水县城到大午集团有15分钟的车程。横穿县城的107国道上,每过半个小时,会有一趟大午集团的班车带着人们去往大午城,或者把人们从大午城带到徐水县城。这是连接大午集团和徐水县城唯一的公共交通线。

徐水县城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的县级城市。满地的白色垃圾袋和厚重的尘土,印着过气明星头像的商店门头,跟商量好了一样都用差不多相似的红色灯泡装裱一圈。道路两边的小饭馆不是依次排开,而是突然就有一个房子跳到了人行道上。

相比较而言,坐上大午班车,经由一片片农田颠簸而至的大午集团,才更像一个有序的新城市。学校和医院并列,食品厂和酒厂比邻,温泉度假山庄后面的游乐园据说是附近最先进的设施。

每天早上7点钟,这座“新城市”就苏醒了,广播里放着厂歌:“进了大午门,要做大午人。大午公司有精神,不卑不亢正直,公正公平热心……”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个新城市的各个角落,这种景象仿佛让人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敲钟上工的人民公社,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然而,到了夜晚7点钟,这个“新城市”又安静得像是一个村庄,一条中心大道上空无一人。唯一亮灯的几个地方是医院、学校,还有大午集团24小时值班的财务室。这里是附近几个村子唯一的“金融”机构。

看起来像一个城市的大午集团里没有银行或者ATM机,而且这种局面在未来几年内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无论是在集团里还是距离这里5分钟路程的村子里,那些受雇于该集团的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更年轻的人,对“去哪里能取钱”这样的问题毫不犹豫。一个年轻女性拿出一个像存折一样的东西给外来的人看:“我们上大午那儿取钱就行,随时去随时取。”

这是一个暗红色的工资折,外形上看真的很像存折,一样的大小,一样的折叠方式,甚至封皮和封底都好像按照存折的样子来制作的。打开看,里面一行一行“支”和“付”下面的打印数字,更和存折无异。

2003年之后的大午集资案,并没有截断这个村庄已经形成的金融生态链,他们仍然依赖大午集团为他们生生制造出来的“金融”体系,并且似乎彼此间仍旧有着牢固的信任。在大午集团存起来的钱保持着比存在银行的利率高出几个点的水平,那些存粮食的人和那些不领走工资的人将这种收益看做是一种“稳定”和“保险”之外的额外收获。

大午集团每个月10号发工资,这是员工甚至附近村民都知道的一条铁律,“这么多年来大午集团没有迟发过一次工资,包括孙大午被关进监狱的日子。”一位郎五庄的村民这样说。

而大午集团的人则颇有些自豪地说:“多年来,我们的负债率保持在30%以内。”这里的负债包括了粮食银行和账面上没有支走的工人工资。对于多数希望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家来说,低负债率实在不值得夸耀,那不过是企业发展缓慢的另一种说法——但是对于希望稳定的“储户”来说,这些数字意味着保障。他们愿意相信并且越来越认为应该将自己和这个企业绑在一起。

大午集团从2011年开始启动了一项叫做“内保制度”的新规定:如果员工愿意自己每年都向集团交一部分钱,那么到退休年龄,他们能拿到比他们缴纳部分多出好几倍的退休金。

孙大午说,这应该算是大午集团的“新尝试”,这种尝试不是为了融资。现在他更愿意让自己的企业发展得慢点再慢点——更大的目的是为了管理的稳定。

总统的田园梦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或者更晚一点,如果没有外来的来访者,孙大午的办公室房门紧闭。除了每个月集团的董事会,孙参与集团的会议已经不多了。他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和集团的青年干部谈话。但大午集团到处都流露着孙大午的痕迹:曾经由他做讲师的《论语》讲座、厂歌以及路边灯箱上的大午语录等等。

2月底的一个下午,他临时找到集团总经理刘平和几个副总开会。开会的内容是关于如何接待、接访政府机关以及执法部门。上午孙大午和妻子在一处建筑工地上转悠的时候,看到几个执法部门的人正在询问他的员工。

“一个人对外的时候,代表的已经不是个人了。我们要职业化,你回答别人的问题不能用‘这事儿我不知道,你去问谁谁’这种方式,而应该说‘这事儿我需要了解下才能答复你们’,前者就是一个个人行为的回答方式,后者是一个公司行为的回答方式。”把一件深蓝色带毛领子的外套披在肩膀上的孙大午,坐在会议室的一边对刘平和几个副总说。

他后来解释这次会议的目的时说:“恐官症,他们都有,不能怪他们。”

“那场官司之后就从企业管理的一线退后了,你也怕了吗?”

他想了想,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怕。”

但是在另外一次谈话中,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他的秘书说:“禅修院的资料你们要保管好,我已经报上去三个月了,他们不批是他们不作为,回头打起官司这是证据。”

禅修院是大午集团边上正在建的一个建筑,孙大午说这是为他的母亲而建,因为他的母亲信佛,不过更多的功能可能用于他接待他的那些喜欢跟他谈点什么的朋友。

“我自己其实什么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他说。

孙大午自己做了一首诗,他很喜欢当场背诵并逐字逐句地解读:

漫步乡野,无槊赋诗。

愧对红颜,天命老矣。

酒色财气,并驾齐驱。

斗转星移,排列有序。

思无可思,欲无可欲。

虞姬轻生,霸王小气。

不渡乌江,沽名钓誉。

月暗星密,嘉宾连席。

但闻姜尚,九叩为师。

釜山之巅,和合相济。

周公吐哺,天下归一。

“‘酒色财气,并驾齐驱。’的意思是酒色财气四驾马车拉着社会向前,人们都在追求这些,而我是可以自由驾驭的,酒不醉,财不贪,色不迷,气不使。我能够驾驭这四匹马车,这就是我的生活状态。”

“人活一口气,气平了人就死了。命在自己,要去争取。”孙大午继续解读说,“‘虞姬轻生,霸王小气。不渡乌江,沽名钓誉。’说的是霸王不过乌江是因为虞姬死了,他没有盼头没有追求了。并不是历史写的那样,那是把他拔高了。比如华盛顿,他有农场,什么也不缺,他不想当总统,他爱他的农场胜于爱总统的位置。就像让我孙大午去当总统,我也觉得哪有我大午集团好。”

这是他一天里第三次提到华盛顿并详细地解释华盛顿的人生。

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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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全球商业经典, 商道, 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