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抑商即抑城

| 2012/04/07 | 无评论

商业活动要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才能展开,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即人均收入显著增加),反过来经济聚集再吸引人口聚集,城市化的发动机就安装上了。可是,抑商政策插进来一杠子,非要把商业利润人为地压下去,那么商业活动的人口聚集就带不来人均收入更高的结果。失去经济聚集的刺激,甚至经商还不如务农,人口的城市聚集怎么可能会有强大的动力?

和平时期城市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中央政权持久的抑商政策倾向。过去我总是读不明白,为什么历代中国皇权会一以贯之地敌视商业?有解释说,那是商业利润太高,难免令执政者担心农业生产的根基被瓦解。这是说,担心“无商不富”摇动了“无农不稳”。可是经济逻辑并不支持以上“道理”——商业暴富是因为商业活动的供不应求,唯有“兴商”才能降低其平均利润,而“抑商”反倒会永远维系商业暴利。历代那么些个圣贤与明君,为什么连这么个简单道理都不懂?

后来看了1940年代末吴晗和其他多家的著述,才领悟到中央皇权真正担心的是富商与之争夺官僚的忠诚。农业大国的财政基础薄弱,“高薪养廉”很好说,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低薪不养廉,官僚们公权私用的成本很低,一旦富商使钱买走他们的忠诚,即便“贵为天子”,还有什么意思吗?这样看,“抑商”所固的远不只是“农本”,而是大一统天下国家的政治国本。

代价就是城市抑制。因为讲到底,抑商即抑城。个中道理也简单:商业活动要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才能展开,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即人均收入显著增加),反过来经济聚集再吸引人口聚集,城市化的发动机就安装上了。可是,抑商政策插进来一杠子,非要把商业利润人为地压下去,那么商业活动的人口聚集就带不来人均收入更高的结果。失去经济聚集的刺激,甚至经商还不如务农,人口的城市聚集怎么可能会有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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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专栏, 周其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