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三宽部长”朱厚泽

那一年，我正准备研究生考试。12月5日报名结束后，研究生考试信息公布，考试科目居然少了一门，而且这一门还是多少年来入学考试必不可少的“政治”科目。这可是我们社会主义考试制度“破题头一遭”；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遭”。

屈指算来，朱厚泽去世已经快两周年了。

一幅挽联

朱厚泽是2010年5月9日凌晨归隐刀山的。这天早晨，朱老的女儿朱玫通过短信给我发来讣告：“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随讣告还有一幅挽联：“国运民瘼终生相伴/仁心厚泽永留人间”。

在拥堵的车流中狂躁的我，一下子安静下来。一种想表达的愿望驱使我将车停在路边，给朱玫回复了这样的短信：“惊悉噩讯,不胜悲哀。集李白、杜甫联句表对朱老敬仰、哀悼之意：灵心圆映三江月/笔阵横扫千人军。后生徐庆全敬挽！”

此联，为李白、杜甫集句对联。上联出自李白的《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简》，原句是“灵心圆映三江月，彩质叠成五色云”；下联出自杜甫的《醉歌行》，原句是“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横扫千人军”。这是我忘了在哪里看到的一幅书法作品，一直印在脑海。

此时突然涌出，是感觉用这个集句对联来悼念朱厚泽是最恰如其分了。这位晚年追求“阳光政治”的老人，心如三江明月那样清澈；而他的“三宽方针”虽然没有长篇大论，但的确有横扫前人的磅礴之气。

朱厚泽去世后，我急就章的写了《朱厚泽：“三宽部长”走了》的怀念文章，开篇就引用了这副集句对联。

因感念而记住这个名字

朱厚泽和我，是隔着代的，也是隔着阶层的——他是高官，我是平头百姓；在2001年以前，我甚至连认识他的机会都没有。尽管如此，我却在1985年12月就将朱厚泽这个名字刻在脑海。

那时，朱厚泽已经就任中宣部部长五个多月了，而如我这样在当年充满“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热情的学子，却不知道他。说来惭愧，但也不怪我们。自1976年以来，朱厚泽的前任们，张平化、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在现当代历史上都是有故事的人，而朱厚泽有什么？即使报上宣布过对他的任命，也难以立时让学子们记住。到1985年12月，我是通过查找报纸特意记住了他的名字。

我特意查找报纸找中宣部部长的名字，是因为心中怀着一份感念之情。那一年，我正准备研究生考试。12月5日报名结束后，研究生考试信息公布，考试科目居然少了一门，而且这一门还是多少年来入学考试必不可少的“政治”科目。这可是我们社会主义考试制度“破题头一遭”；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遭”。这样的好消息，焉能不让我们这届考生欣喜？此前的师兄师姐们，有多少人在“政治”这一科目上折戟沉沙怒焚考题抱憾终生？而我们这一届居然有这样的好运气！

狂喜之后，同学们就议论，谁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有人说是教育部长，我则坚信是中宣部部长。我的理由是，在中国，政治宣传都是归中宣部的，“政治”科目也是宣传内容，当然是中宣部的“势力范围”；而且，教育部长和中宣部长虽然都是部长，但此部长和彼部长权力和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使是教育部长做的决定，也必须经过中宣部长批准才行得通。我这一说，一干人都觉得有道理。

“可是，谁是中宣部长呢？”一位同学不经意的一问，把我们都问傻了，我们还真不知道中宣部长是谁。同学们说，要记住他，这是表达感念最好的方式！我自告奋勇的去查报纸。

查找报纸，也多少让我对这位没有故事的中宣部部长有所了解：

朱厚泽，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织金书香门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就学于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任教的达德学校，他本人也是该校学生，后又就读于贵阳清华中学。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贵州工作，从基层做起，一路向上，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此后，我一直关注着朱厚泽的行踪。知道他只当了一年多的中宣部部长——是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后又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9年至2000年，他的名字从报端几近消失了。

仿佛是天意，2001年，我竟然有机会和他面对面地坐在同一个会议室。此时我因为对党史的兴趣而半路出家到这个研究领域。随着对朱厚泽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增多，对他也出离感念而到敬仰了。但一见面，我冲口而出的依然是当年的疑问：“1986年，研究生入学为何免考政治科目？那可是我们大学四年最狂喜的一件事情啊！”

朱厚泽对我当年的感念多少有些意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笑呵呵地说：“你还挺有心机的，这件事居然让你念念不忘。你也应该在历史这个行当里做事情。”可是，谜底呢？

朱厚泽却不解谜底而是讲起了当年的大势：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摒弃此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

为什么摒弃？耀邦当年有四个解释：（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共产主义？可以是指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是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是指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等等，又是另一个范畴；此外还可以是指“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等等，那就是又一个范畴了。如此“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准确、很周密，实际上是讲不清楚。（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四）这个提法让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

朱厚泽说，这个《决议》虽然是1986年9月公布的，但起草可是从1985年9月下旬开始的。起草小组在耀邦的指导下进行，他也参与了一些工作。据他所知，从一开始，耀邦就没有提到什么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时，胡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并用一种开明的方式来对待意识形态，管理意识形态，这就是“精神文明的决议”。

朱厚泽说到此处，我恍然大悟：当年，“政治”这门课程的教旨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然在“决议”中这个“核心”已经被摒弃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研究生考试科目再将“政治”列入，考试题目如何出？难不成要把你的“三宽”作为名词解释来考？免考势所必然。

荣任中宣部部长

当然，相对于朱厚泽在中宣部部长的作为，免考政治科目只是一个极小的问题。此后，只要有机会，我总问他在中宣部那一段的情况。久而久之，与自己所了解的那段历史相结合，他在中宣部的作为也慢慢清晰起来。

1985年7月，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胡锦涛继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交接工作的方式有些特别，他陪胡锦涛到基层去，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等，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8月，接到中央的电话，才赶往北京任职。

当年朱厚泽在思想理论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何以会荣任中宣部长的职位？我想这是他在贵州思想解放、大胆改革所致。

1982年，朱厚泽担任贵阳市委书记时，用了半年时间，到市属一百多个工矿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主持制定了《贵阳市经济调整提纲》。该《提纲》实施第一年，贵阳市当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40％，财政收入增长16％。第二年，任副省长，当年贵州省的工业总产值增长18％，财政收入亦大幅度增长。

这年年底，朱厚泽进入中央党校短训班学习。在题为《怎样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毕业论文中，他提出三个观点：1.逐步培养年轻干部取代年迈干部；2.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3.新的领导干部要真正懂得经济。在中央党校第四届哲学年会上，朱厚泽作为特邀代表作“关于培养新一代领导干部”的讲话，新华社的《内参》转载了讲话的主要观点，《理论动态》全文刊登。

1984年，《人民日报》头版刊有这样一则报导：春节期间，朱厚泽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到贵阳市郊农村走访农民。当时农民害怕政策有变，养鸡专业户谭国均坦率向朱厚泽表达自己的忧虑。朱听后马上把谭国均夫妇和在场的贵阳市长、区长、村长拉在一起，合影留念：“立此存照，来支持大家走致富道路。”谭便把此照作为“定心丸”高挂在墙上，一时传为美谈。

大胆改革有政绩，对改革未来有理论思考，朱厚泽走进中央高层，已无悬念。

以上是我根据有关朱厚泽的报道和他的谈话来梳理的，比较简单。与朱厚泽有很深交往的胡德平，在一次追念朱厚泽的谈话中，也解答了中央为什么会调朱厚泽任中宣部长的问题：

“为什么选他来当宣传部长？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了，他有些想法很前卫。比如，他是最早提出‘富民’的省长。贵州是个穷地方，用当地的方言来说，‘干人’多，‘干人’就是穷人里的穷人。在整党工作中，他把‘富民’当作全党的根本任务来宣传，我记得这段历史，贵州是‘包产到户’推广最早的省份之一，很快老百姓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

1984年，在全省的一次会议上，厚泽同志说，社会主义者要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到市场商品经济是不可避免的，在体制改革上要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等几个要点。这对于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决定，做了一个省委书记的应有贡献。”

胡德平是胡耀邦的长子，他与朱厚泽交情深厚，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当事人。他的解答，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朱厚泽上任前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我也听朱厚泽自己概括过。在徐景安主持的一次“创建中国新文化讨论会”上，朱厚泽有个发言，我也在场。朱厚泽说：“我原来在地方工作，20年前才来到北京。我向一些朋友说过：我是搞体力劳动的。地方工作不是搞‘体力劳动’是什么？‘脑力劳动’是在北京嘛。大政方针，主要政策，重大措施都是在北京定嘛，集中统一。地方你就在下面跑吧，叫做贯彻落实。不是‘体力劳动’是什么？！当然也可以有一点‘创造性’。但在那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下，不过枝节性、技术性的事罢了。”

轻描淡写，几句话就把我们这些喜欢听他讲历史的人给打发了。

曾经担任过贵州省委秘书长的陈群林前辈，我与他本不相识。他读到我写的《朱厚泽：“三宽部长”走了》一文后，跟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的张占斌特意聊起这篇文章。“老陈认为你这篇文章很好，愿意和你交流交流。”电话里，占斌和我说。后来，占斌给我转来陈群林写的一篇怀念朱厚泽的文章《细拣往事忆先知》，在信中特意说：老陈说文章不是要给你发表的，只是交流参考的。信中还留下了陈群林的电话。

陈群林与朱厚泽有30多年的交往，可以说知道朱厚泽一个“底掉”。正因为如此，他的怀念文章感情丰富，史料价值也很强，可惜未能公开发表。中央要调朱厚泽到中宣部，是先通过他下的毛毛雨的。

陈群林在文中说，1985年6月10日左右，借调到北京的他要回贵阳休假。临行前，一位中央书记的秘书突然造访，说：“我刚从政治局会议上出来，已决定厚泽同志调任中央宣传部长。你回到贵阳后，一定要通报一声，以免他感到突然。”陈群林回到贵阳第二天就奉命转告朱厚泽。朱厚泽什么反应呢？陈群林写道：

他听完，沉默良久，问：“你认为怎么样？”我答：“最好不去。”接着调侃说：“北京流传一个段子，说全世界有四个部长最难当：一个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因为要不断侵占巴勒斯坦领土；一个是美国的情报局长，因为总有泄密发生；一个是苏联的农业部长，因为连年粮食歉收；最后一个是中国的宣传部长，因为要坚决清污反自由化。”他听后，又是笑。我问：“你准备怎么办？”他说：“如果征求个人意见，我会要求留下来。当中宣部长，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接着，他谈了要求留下的理由，评点了所谓更合适的人选。我说：“如果不同意呢？”他说：“组织决定了，我还能不服从？”我说：“完了，你要上刀山了。”他说：“那能怎么办？”后来的事，进展很快。我休假还未满，一位中央书记就到贵州找他谈话，7月，他就到北京上任了。

这样生动的历史细节，对于认识朱厚泽有极大的帮助。电话里，我对陈群林说起读文章的感受，也特意说到这一细节。陈说：“一切都仿佛昨天的事情。他去世后，我每每回忆到他，都会想到这个细节。他事实上对于这一职位的敏感与艰难是了然于胸的，选择去，是知难而进，那种‘我不上刀山谁上刀山’的历史使命感，我能感受到。”

“三宽部长”

到中宣部半年多，在思想理论界，朱厚泽一直没有大的举措。包括既往一年一度的全国宣传会议，他也无意召开。胡耀邦让胡启立、王兆国给他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

当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是胡乔木，而在中央书记处中则是邓力群。“两个分管”下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有他的一套工作方式。首先，他力求敞开中宣部的大门，与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人交朋友。他上任之初，就发生了“刘晓庆风波”。刘晓庆未经通报就跑到他的办公室，投诉她主演的影片《无情的情人》被扣压不能公映一事。朱厚泽第二天就安排看试片，提出处理意见。这件事在当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

其次是到地方各种会议上“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朱厚泽的举动，在当年就有两种解读：有人认为他在了解情况；有人认为他是用渗透的办法向下面讲自己的观点——在下面讲什么不用向中央报告，而要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就需要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人审读了。

翻翻朱厚泽当年的讲话报道，他所轻描淡写的“东讲一点，西讲一点”，既涉及到理论问题的思考，又涉及到他的施政方针。

就理论问题而言，他对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有自己的认识。1986年１月３日，他在上海电影创作会议即席讲话中说：“应该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讲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道路。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

他在参加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说：“好多地方是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纠正经济改革。精神文明建设要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把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还说：“中宣部正在讨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么看的问题，认为应在战略上坚持，不应当作日常行为的具体规范和衡量科学文艺的具体尺度。”

由此，在思想文化方面具体施政方针上，朱厚泽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

“三宽政策”的提出，是在1986年7月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说：“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

“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

“三宽论”也是朱厚泽处理思想理论界的争论的尺度。处理当年轰动一时的“马丁事件”时，他替马丁（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宋龙祥）解围；对于被视为有政治暗喻而打入冷宫的电影《黑炮事件》，他批准公映。

朱厚泽的“三宽”方针，在当年就引起过一些人的反感，朱厚泽也受到过一些不明就里的指责。还是在徐景安的那次会上，朱厚泽说：“但是不久就听说有一位领导人在地方批评指责。那时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工作，地方都有纪录上报。我们收到纪录看，又没有指责内容。而且我们还是几乎每周都见面的，也从没有向我说过。可是以后越传越多，越传越神，不知是怎么回事。”

陈群林的回忆更具体。他在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期间与朱厚泽“吹牛”时，朱厚泽袒露心扉地对他说：“我这一年是‘三明治’。一边催放手、大胆，最好要有成套的东西；一边紧紧盯着，谨防乱说乱动。夹在中间，怎么办？不说不动过不去，大说大动要出事，所以只能下毛毛雨，吹微微风。你注意到没有，我是在音乐家协会开会时讲的话，最先报道出来的，也是一家专业小报。现在弄出大动静，我也没想到。”

陈群林感叹道，20多年过去了，“三宽部长”已经成为他的代称流传于世，可有多少人知道，那也是一种挣扎中的呼号呢？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朱厚泽离开中宣部，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王忍之接任。1月28日，邓力群到中宣部主持新老交接。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朱厚泽跟我谈起上述细节，是在2008年了。2005年，中央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使“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的“结论”，被历史重新写过。那么，“朱部长，你就不必挂怀了。”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挂怀的，只是三宽方针更适应于今天的社会现实啊。”他幽幽地说。

在前面提到的徐景安主持的那次会上，老人在发言中说：

“我们的古老民族，我们的现实社会，我们的当今时代，需要建设一种宽容的精神文化。或者说需要一种宽容的文化精神。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脱离野蛮，一步又一步地越过蒙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

这位老人一直忘不掉“三宽”；而更多的人是因为他的“三宽”而记住了他。

作者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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