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政府自信程度太高

中国2011年预算内财政税收达到10万亿元，这相当于4.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者是15亿农民2011年一年的纯收入。清朝乾隆时期，大家普遍视之为专制集权高峰阶段，当时朝廷一年是4900万两税收，相当于200万个北京工匠的收入。也就是说200万人的收入足以支持政府开支，而且年末财政盈余还有将近1千万两银子。可见，以现在眼光看，18世纪清政府算是典型的小政府。

对市场的怀疑，在2011年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2011年，中国、欧洲、美国各自的问题很多。但一个共同现象就是政府自信程度太高，编制和财政支出不断膨胀，政府太大了，不可能不出问题。

政府市场边界误区

中国2011年预算内财政税收达到10万亿元，这相当于4.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者是15亿农民2011年一年的纯收入。清朝乾隆时期，大家普遍视之为专制集权高峰阶段，当时朝廷一年是4900万两税收，相当于200万个北京工匠的收入。也就是说200万人的收入足以支持政府开支，而且年末财政盈余还有将近1千万两银子。可见，以现在眼光看，18世纪清政府算是典型的小政府。

税收和支出的不断膨胀，与一个说法相关：市场能做的留给市场。这意思是说市场不能做的就留给政府，听起来很对，实际有很大隐患。因为在市场能做好和政府能做好这两块之外，有很多事务，比如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市场和政府都做不好，该留给谁呢？这就要看原则是怎么提，如果是只要市场能做的就由市场去做，那就把剩下谁都做不好的事务留给了政府。如果反过来讲，政府做不好的留给市场，就变成了多数经济事务交给市场。我主张谁都做不好的中间事务由市场去做，由政府去做的话，可能带来的经济和非经济风险，会远远比由市场去做更为严重。

现在随着信息流通速度加快，政府政策周期越来越受制新闻周期的影响。由于政策出台几分钟后就传遍全球，各路专家纷纷在新闻平台上说这个那个，政府一听就改弦更张，有很强的干预冲动，结果经济波动显现更直观，大陆房地产在最冷最热之间摇摆，就是例证。实际上，人类现象是符合正态分布的，总体既不太热也不太冷。但由于政策的不断干预，反变成极端分布了。

监管的社会代价

那些“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没有一个不会说“加强监管”，这似乎是不需要去想、去研究的问题。

尽管加强监管表面上会有好处，但谁在付出代价？必须看到，加强金融监管后，让想靠金融行业赚钱的人越来越少，至少政府监管的租金会越来越多，找关系的会越来越强，但年轻人更加得不到金融服务。普通人这个群体比有权势的人更需要金融服务，通过金融监管使得金融供给大大减少后，有权有势的人受到的影响不会大，受影响大的还是普通家庭。那是不是为了规避百年一遇的大的金融危机，就让穷人可以接受99年过苦日子？举个例子，房地产的门槛提高后肯定首先是农民出身的人失去进入的机会，能够做房地产开发的人和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少后，因供给减少房价就越可能会高，穷人买房受损。

前几年，社会一直认为，次贷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银行很不负责任。都把责任放在银行的身上，而不去想到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金融机构做了那么多的放贷，才让更多的美国家庭尽管没有什么太多的收入也能买到房子。大陆限购令出台后，很多大学毕业生在北京失去了贷款买房的机会，他们和有房的人一起向女孩发动恋爱攻势，哪个更容易失败？

至今没有太多的人讲到，政府的监管者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比华尔街带来的还多。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人类正在犯第三次错误。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和苏联巨大经济成就的对比，让很多国家在1930-1970年代期间试验了一次涌向政府怀抱，到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5大洲大规模逆转，实行私有化。2008年金融危机下各国又开始回到政府怀抱，结果不到两三年欧洲国家出现财政和国债危机。情况恶化后，如今一些人开出的药方又是加强监管，想进一步回到政府的怀抱。西方谚语说，如果被骗了一次可以怪别人，但如果被骗两次、三次，那就要怪自己了。

权力与地区贫富差距

我们经常有个意识前提，政府多介入资源配置，等于更多的公平成分。结果是谁离行政权力越接近，得到的资源就越多。的确，市场内生不平等，但政府主导不仅内生不平等，而且产生更严重的不平等，包括机会和结果两个不平等。

以中国为例，我们以前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区之间比现在平等。但根据密歇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的数据，1952-1978年大陆27个省（西藏、重庆、海南、四川除外），按人均GDP，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因为计划经济得到改善，反而恶化，差值从0.6上升到0.8。

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深入，地区之间的差距出现了直线下降。但接着自94年财税改革后，政府介入经济程度又逐渐回升，使得地区间收入差距直线回升，比50年代初更高。

中国政府强制介入经济，带来的不只是地区人均GDP差距拉大的结果不平等，更多的是机会上的不平等。

比如，2002年，北京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算出来是1.6万元；北京之下是省会城市，省会城市平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是9000元左右；在地区市这个权力结构第三级，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近5000元，到了县级市则只有500多元。越往下，受到的待遇越差，说明政府配置资源不是提供同样的机会，这种起点的不平等远远比结果的不平等更不公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很大程度上正遭受权力等级的影响。

产业升级的深层阻力

目前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严重性已非一日两日，解决的效果也一直不理想。背后也跟权力对资源配置的长期干预、扭曲息息相关。这个可以和美国做个有意思的历史比对。

1980年美国三大产业中，工业产值是GDP的33%，工业就业占整个社会就业的31%；服务业、农业产值占GDP的67%，服务业、农业就业占整个就业的66%。各产业就业与产值比重基本是1比1，三产业之间人均产值基本相等。这说明，三大产业之间不管什么要素流动，都非常自由。到2005年，服务业和农业产值占GDP的77%，就业规模占整个社会就业的78%，人均产值在产业之间依旧平等。

在中国，1980年农业就业占整个就业的68%，农业产值对GDP的贡献率是30%，两者相除，人均产值0.5不到。工业对GDP的贡献率是48%，工业就业占比21%，其产值比重是就业比重的2倍。综合起来，工业人均产值是农业人均产值的6.1倍。

在没有人为因素阻碍下，农业生产要素自然就要流向工业，寻求更高回报。到1991年，工业人均产值是农业产值的4.3倍，显示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和差距缩小。但之后20年，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扭曲又重新恶化，2008年，农业产值是GDP的10%，农业领域就业是整个社会的40%，工业人均产值升到农业人均产值的7.4倍。

最近我做了个研究，观察工业人均产值与农业人均产值之比在各省的变化。浙江省1998年工农业人均产值之比是6倍，到2009年下降到3.8倍。广西和安徽两地，从工农业产值比的6.7倍到2009年下降到5倍。北京、天津、上海、山西、贵州从1998年到2009年工农业产值差距反而越来越大。按理，北京、上海、天津经济现代化程度高，应该不会这样。这个研究说明，一个省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和国有经济占比重越低，工农业人均产值的靠近幅度就越快。

我们还可以通过世界上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的对比发现，10%最富国家人均GDP是10%最穷国家人均GDP的22倍左右，其中最富国家农业产值是最穷国家农业人均产值的45倍，工业人均产值却只高出4倍。这得出一个结论，越穷的国家越是想保护农业，或者把农业土地变成国家拥有，或者即使私人拥有但限制自由流转，不允许土地兼并，进而限制劳动力跨区流动。

上述三大产业产值与就业人数之间的不均衡可说明中国市场机制远未完全建立。只要政府管制和国有经济唱主角，最后的经济产业结构就会以投资、以工业，特别是高污染的重化工业为主体，这一点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都是这样。这种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是政治制度的一种产物。

为此，下一步中国应放开户籍制度、允许土地自由流转和融资机会平等，这些权力限制不突破，地区与行业贫富差距，就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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